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chǎn)物的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1921年3月，李大釗著文公開呼吁創(chuàng)建工人階級政黨。他指出：“中國現(xiàn)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xiàn)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指共產(chǎn)主義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并與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lián)系。李達回憶說：“經(jīng)過交談，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fā)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
隱秘行動
李達和李漢俊從馬林帶來的共產(chǎn)國際給中國革命的經(jīng)費中，給每一位代表拿出100元當做路費。各地小組在接到上海小組的通知后，多數(shù)沒有進行代表選舉，有的由領導人指定，有的由協(xié)商產(chǎn)生，共選出13位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鄧恩銘、王盡美、李達、李漢俊、陳公博、包惠僧、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圖片來源：央視網(wǎng)
長沙小組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毛澤東、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謝覺哉是何叔衡的同鄉(xiāng)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解放后，謝覺哉回憶說：“一個夜晚，烏云蔽日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行動的‘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才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的大會。”（謝覺哉《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謝覺哉雜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澤東和何叔衡抵達上海。
北京小組接到上海小組的通知后，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等幾個黨員開會，研究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北京小組的創(chuàng)始人，各地黨員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釗正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時還兼任北京八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主席，此時正值兩個學年交替時間，公務繁忙，抽不開身。而且李大釗是全國名人，行蹤為各方所注意，南下滬上也有諸多不便。根據(jù)這種情況，會議沒有推舉李大釗作為一大代表。最終，張國燾和劉仁靜作為北京代表前往上海。
陳獨秀派陳公博作為廣州小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武漢小組董必武和陳潭秋、濟南小組王盡美和鄧恩銘、旅日代表周佛海等人，也陸續(xù)出發(fā)前往上海。
上海小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動組，一大召開的地點又在上海，李達和李漢俊也就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會議的籌備和會務工作。
由于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師或學生，收入有限，李達夫人王會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學師生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學校作為外地代表的住所。
大會正式召開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舉行了一次簡短的預備會議，相互交換意見，確定大會馬上召開。
驚險迭起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中共一大會址。圖片來源：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官網(wǎng)
會址設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晚8時，13位代表以及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來到會場。會場的陳設十分簡單，一張長方形的餐桌旁放著十幾把椅子，代表們圍坐在四周，大會就這樣正式開始了。
7月23日，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張國燾報告會議的籌備情況，提出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制訂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
會前，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等曾就黨綱和政綱進行過幾次商討。李漢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德國的社會黨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采取何種黨綱和政綱，應先派人到俄、德兩國去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機構如馬克思主義大學等，在從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決定。他還認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產(chǎn)黨人應著手研究和宣傳工作，并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產(chǎn)黨員可以參加議會。李漢俊的觀點遭到了劉仁靜的反對。劉仁靜主張中國共產(chǎn)黨應信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以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為最高原則。因此，劉仁靜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不應該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也不應對國民黨和議會活動存在幻想，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為共產(chǎn)革命做準備。由于起草人之間的意見分歧，黨綱和政綱的草案實際并沒有起草好。
張國燾講完話后，由共產(chǎn)國際代表致詞，李漢俊和劉仁靜翻譯。馬林致詞的大意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chǎn)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zhàn)友，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產(chǎn)國際指導，為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作出自己的貢獻。目前中國黨基本是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黨要特別注意開展工人運動，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尼科爾斯基也講了話，他首先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表示祝賀，然后介紹了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處的情況，并建議中國共產(chǎn)黨將大會的進程及時報告遠東處。兩位共產(chǎn)國際代表發(fā)言完畢，時間已不早了，當天的會議便告結束。
7月24日，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要是由代表們匯報各小組成立的經(jīng)過、開展的主要活動、進行工作的方法和經(jīng)驗。由于各地小組成立的時間不長，黨員人數(shù)不多，開展的活動也有限，所以各小組的報告都不長。
7月25日、26日，大會休會兩天。由于李漢俊和劉仁靜之間的分歧，會前沒有起草好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馬林建議由董必武、張國燾、李達組成一個起草委員會，起草這些文件。
7月27、28、29日，大會討論起草委員會擬就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決議》。
與會代表對黨綱和決議進行了認真討論，會議確定以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黨名。此前，陳獨秀對這個組織叫“社會黨”還是“共產(chǎn)黨”，一時拿不定主意，于是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張申府，征求意見。李、張一致認為，新組織叫“共產(chǎn)黨”好。
大會通過的綱領還規(guī)定，申請入黨的人，不得具有非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傾向。他們在入黨之前“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綱領之任何黨派的關系”；“在公開時機未成熟前，黨的主張以至黨員身份都應保守秘密”。
7月30日晚8點多，代表到齊了，正要宣布開會的時候，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后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jīng)驗的馬林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李漢俊作為屋主沒有離開，陳公博也自愿留下來陪李漢俊。
代表們離開會場不久，一個法國巡捕帶了一批便衣密探圍住了李家，先將李漢俊和陳公博監(jiān)視，并問房子的主人是誰，李漢俊承認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們在房間中搜查。搜了一個鐘頭，沒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實桌子的抽屜里有一份黨章草案，大約是因為寫在一張薄紙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們認為不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廢紙，竟沒引起注意。
代表們意識到會議已引起了租界當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繼續(xù)舉行了。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浙江嘉興人，她提出嘉興離上海不遠，有火車直達，只需一個多小時的旅程，且嘉興的南湖風景優(yōu)美。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可到她的家鄉(xiāng)去，利用游湖的名義繼續(xù)開會。
當天晚上，李達就讓王會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嘉興的火車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們便分兩批出發(fā)。廣州代表陳公博受到驚嚇沒有去，所以南湖上的會議只有12人參加。
浙江嘉興南湖。紅船等比例模型。圖片來源：南湖革命紀念館官網(wǎng)
7月31日上午8點多。代表們到達嘉興，先在張家弄的鴛鴦旅館落腳，開了兩個房間休息，洗臉吃早飯。王會悟雇了一艘中號船，船費4元5角，中午飯一桌3元，連小費總共8元。代表們上船開會時，已是11點多鐘了。
據(jù)王會悟回憶：“開會那天游客并不多。約五點鐘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當時看到疑為政府巡邏，曾引起警惕，臨時休會，后來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六點多鐘，我們就離開南湖準備回上海了。”
代表們在船上討論了些什么呢？據(jù)包惠僧回憶，中飯之前，通過了黨綱和勞動運動計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決議》。飯后討論大會的宣言，這個宣言總共千把字，大體上是按照《共產(chǎn)黨宣言》寫的。據(jù)李達回憶，這個宣言并沒有發(fā)表，而是交給了陳獨秀。陳將之放在包里，后來不知下落。
紅日西沉的時候，會議進行最后一項議程，選舉黨的中央機構。會議決議成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委員，由三人組成中央局。由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影響和黨的創(chuàng)立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們一致推舉為中央局書記，在陳獨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暫代。同時推選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聲中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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