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所嚇倒，他們掩埋完同伴的尸體，擦干身上的血跡，爬起來又繼續戰斗。毛澤東后來在回顧黨的歷史時說：大革命失敗，共產黨“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這時，一些原來的黨外革命者，如彭德懷、徐特立、賀龍等，卻堅定地加入到了共產黨員的行列，廣大革命群眾又集合在黨的旗幟之下。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離開中央領導崗位，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5人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隨即作出三項重要決定：將黨領導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發動武裝起義；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廣東4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召開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和決定大革命失敗后的新方針。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黨掌握和影響的軍隊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此誕生，中國共產黨走出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之路。根據中共中央的計劃，起義軍占領南昌后南下廣東，準備同廣東東江地區的農民起義軍會合，然后占領廣州，進而奪取整個廣東，并取得出海口以獲取共產國際的援助，待機重新北伐。但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遭受重大失敗，余下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的農民起義軍會合，大部分在朱德、陳毅的率領下轉移到湘南地區。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秘密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著重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于領導權問題，他形象地將國共兩黨的合作比喻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共產黨雖然“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扭扭捏捏、勉勉強強地搬進了房子，但是“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即忽視了爭取革命領導權。關于農民問題，他批評了忽視農民運動的偏向。關于軍事問題，他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付出血的代價之后得出的正確結論。從此，武裝斗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走上武裝奪取政權之路，可以說是反動派逼迫的結果。共產黨人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逐漸掌握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人剛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曾將奪取中心城市作為目標，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世界上還只有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通過武裝斗爭取得了全國政權，那就是俄國，而十月革命就是先奪取城市然后擴展到農村。所以，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是以奪取城市為目標，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最初也是打算奪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秋收起義的部隊在向長沙進軍時，一度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毛澤東善于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當機立斷，決定放棄預定的計劃，改向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點。在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的三灣村時，毛澤東在這里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團設黨委，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從而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隨后，部隊進入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偉大探索。
立足農村搞革命，不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是新生事物，就是在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中也未曾有過先例。因為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攻打長沙，同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作出決定：由于“在工農軍所經區域以內沒有執行屠殺土豪劣紳的策略”，而毛澤東作為八七會議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可見，探索出一條新的革命道路多么艱難。
1928年4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起義的農軍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隨后，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著名的“朱毛紅軍”由此而來。
到1928年秋冬之際，井岡山的斗爭已經堅持一年了。在這一年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經驗也有教訓，有必要對一年的革命實踐做一點回顧總結。為此，毛澤東寫作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這兩篇重要著作，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分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強調：“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并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在這兩篇文章中，雖然還沒有把農村作為革命的中心，但已經對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民自然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紅軍中的黨員也主要來自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因此，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如何把紅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8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借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等等。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成功地解決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在黨員和紅軍的來源大部分是農民的情況下如何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保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
古田會議之后，毛澤東寫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強調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還明確提出了“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這就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又明確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兩個重要的論斷，深刻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大革命失敗后各地黨組織領導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爆發之初差不多都以奪取城市為目標，但是，敵強我弱的形勢短期內不可能改變，而城市又是敵人統治的中心，因此，起義軍多數未能實現奪取城市的目標，個別的武裝起義雖然一度占領了城市但也無力堅守，只得放棄。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只能將起義軍轉入農村，在農村創建革命根據地，先在農村積聚力量，待有條件時再進攻城市，這實際上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當然，走上這條道路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立之后，黨在全國各地相繼建立了若干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其中比較大的有中央（由贛南、閩西兩根據地組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贛東北、左右江、東江、瓊崖等根據地。此外，在川東、蘇中、浙南、河北阜平等地，也曾建立過短期的蘇維埃政權，成立過紅軍。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雖然強調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認為中國革命仍屬于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敵人，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和反動派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使得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存在的“城市中心論”、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等錯誤認識并未糾正。
黨的六大之后，“城市中心論”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1930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對毛澤東作了點名批評，說“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立三路線”統治黨中央的時間雖然不長，只有三個月，但繼之而來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而且時間長達四年之久，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召開。
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全黨對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了清醒的認識，“城市中心論”在黨內失去了市場，開始有了中國革命必須也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自覺。全國抗戰爆發前后，毛澤東在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理論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
毛澤東強調，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裝斗爭。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充分，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少，占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民就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在中國，只要一提是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而城市是敵人統治的中心，農村則是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環節，中國革命必須將重點放在農村，先在農村積聚力量。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平衡和地域廣大，又為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就成為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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